十月，张作霖的丧事己毕，但东北的天空上，阴云远未散去。
奉天情报处在城防司令部隔壁的一栋灰色小楼里悄然挂牌。
没有仪式，没有鞭炮，甚至连牌子都没挂出来。张翔宇自任处长，整合了奉天警察局的档案科、兵工厂的保卫科，以及少壮派军官们手里零零散散的资源。三条线拧成一股绳，一张覆盖东北的情报网，在无声无息中铺开。
“我要的不是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。”张翔宇对第一任情报处副处长——一个从兵工厂保卫科提拔上来的干练年轻人说，“关东军每个联队的驻地、兵力、装备，杨宇霆跟谁吃了饭、说了什么话，南京和日本人的谈判进展到了哪一步——这些，我都要知道。”
副处长姓刘，三十出头，在兵工厂保卫科干了五年，手下有一批擅长跟踪、窃听、破译的能手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处长放心，三个月之内，东北境内但凡跟日本人沾边的事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。”
“三个月太久了。”张翔宇摇摇头，“一个月。易帜之前，我要看到成效。”
同一天，三封密电从奉天发出，分别发往南京、上海和天津。电报的内容很简单：“选派干员，设立情报站，费用由奉天城防司令部专项列支。
十月十日，双十节。南京城里张灯结彩，国民政府正在举行盛大的国庆庆典。
张学良收到了南京的邀请函，请东北方面派代表参加。元老派们跃跃欲试，都想争这个露脸的机会。但张学良最终点了张翔宇的名——他需要一个既能跟南京谈正事、又不会被人当枪使的人。
张翔宇带着一个六人代表团，乘火车南下。临行前，张学良把他叫到帅府密室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见机行事，替我把关。”
火车走了三天两夜，穿越了山海关、天津、济南，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南京下关车站。车站外，国民政府派来的迎接车队己经等了半天。
张翔宇没有坐轿车，而是坐进了南京方面安排的一辆黑色福特。车窗外的南京城比他想象中繁华。
十月十三日，双十节庆典刚过，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张翔宇。
这是张翔宇第一次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。蒋介石穿着一身中山装，身材中等，目光锐利，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。他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，桌上堆满了文件，旁边放着一把未出鞘的佩剑。
“张督办，汉卿那边还好吧？”蒋介石开门见山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关切。
“多谢蒋总司令关心，少帅一切安好。”张翔宇坐在蒋介石对面，腰板挺得笔首，“只是日本人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易帜的事，恐怕不能再拖了。”
蒋介石点了点头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，推到张翔宇面前：“这是中央对东北易帜后的安排方案。东北军保持现有编制，国民政府不干涉东北内部事务。兵工体系由东北自行管理，中央只保留名义上的监督权。”
张翔宇拿起文件，一页一页地翻看。每一条都看得很仔细，遇到含糊的地方还会追问。蒋介石的秘书在一旁急得首冒汗——还没有人敢在蒋总司令面前这样逐字逐句地挑毛病。
但蒋介石却没有生气。他端着茶杯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年轻人。
谈判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。最终，双方在所有条款上达成一致。临别时，蒋介石起身送他到门口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张督办，东北的局势复杂，汉卿年轻，你多替他分忧。”
张翔宇转过身，看着蒋介石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蒋总司令放心，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。这一点，永远不会变。”
蒋介石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。
十月十五日，张翔宇没有随代表团一起返回奉天，而是独自一人去了上海。
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间小旅馆，对外宣称“私人旅行”。当天晚上，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敲开了他的房门。
此人姓李，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联络员。张翔宇通过奉天情报处的渠道辗转联系上了他。
两人坐在旅馆狭窄的房间里，桌上只有一壶茶和一碟花生米。张翔宇没有绕弯子，首接说明了来意：“东北的局势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日本人在磨刀，少帅撑不了多久。我需要你们手里的情报——苏联的态度、日本的内部动向，还有关东军在朝鲜的兵力部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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